论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
丘云卿 丘荣城 余筠源（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关键词：法律援助 和谐社会 共同责任 困境 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 “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
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 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 ，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代理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代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代理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决定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决定》已经2004年7月15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二○○四年八月七日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十五条第二项中“摆设摊点”字样。

二、删除第四章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五条，并入第二章。

三、第二十二条调整为第二十条并修改为“任何车辆（童车、轮椅车除外）不得在公共绿地、广场内行驶或者停放。非机动车驶入或者停放在公共绿地、广场内的，予以警告，可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机动车驶入或者停放在公共绿地或者广场内的，处以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四、删除第二十四条第一项中“河道、生活小区”字样。

五、删除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中“生活小区”字样。

六、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修改为“不按规定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的，给予警告，并可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七、第二十七条第二项修改为“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人行天桥、过街隧道违章停放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八、第三十二条修改为：“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使用统一执法文书。”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2001年5月21日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发布 根据2003年6月13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8月7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规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南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是本市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负责本实施办法的组织实施。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本市建成区范围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活动。

第二章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第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警告或者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二）随地乱扔口香糖、瓜果皮核、烟头、纸屑、食品包装等废弃物的，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三）未经批准在建（构）筑物、设施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张贴、悬挂宣传品、广告、标志牌等的，每处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四）临街建筑物、阳台、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城市市容的物品，经责令未予改正的，可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五）主干道两旁的建（构）筑物、设施的立面不按城市容貌标准进行粉刷、整饰、清洗的，未经批准设置遮阳（雨）棚的，设置的安全网超出墙体的，可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六）从建筑物或者车体内向外掷物、泼水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七）将垃圾扫入下水道、厕所管道，或者在道路两旁堆积清掏的下水道污泥的，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八）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九）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幕、霓虹灯、灯箱、橱窗、标志牌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责令限期维修、更换、拆除；逾期不执行的，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十）临街或者道路施工工地不设置护栏或不作遮挡、不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建筑工地、施工场地竣工后不及时清理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十一）临街工地现场搅拌混凝土等建筑材料或者施工废水、泥浆流溢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条　 未经依法批准，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予以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当事人承担，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条　 侵占、损坏或者擅自拆迁、封闭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改变使用性质的，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该设施建设费用30%以下的罚款，最高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

第七条　 擅自饲养家禽家畜的，责令限期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予以没收，并可处以3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八条　 犬只及其他宠物进入广场、绿地的，责令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立即带出，犬只及其他宠物随地大小便的，责令清理，并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在街道上从事家禽家畜屠宰、肉类和水产品加工等影响环境卫生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未经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批准，擅自从事城市环境卫生有偿服务活动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对不履行市容卫生“门前三包”责任或者未达到目标的责任单位，予以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经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认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机场、车站、港口、宾馆、餐饮店、各类场馆（所）、旅游景点、各类仓库、农贸市场、住宅区不按规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 处以1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二）老鼠、苍蝇、蚊虫、蟑螂四种病媒生物密度超过国家标准的，对单位可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有蚊、蝇孳生地不清理的，按孳生地每平方米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四）食品生产、销售、储存单位、餐饮店、农贸市场没有按规定设置诱蝇灯、防蝇防蚊网、防鼠网（门、板）等设施的，每缺一处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劝阻无效者，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第三章 市政设施管理

第十四条　 擅自挖掘城市道路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在城市道路管理范围内，运载散体、流体物质的车辆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或者车辆轮胎带泥进入城市道路，造成污染的，按被污染道路面积处以每平方米15元以上40元以下罚款，最高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

第十六条　 在城市道路管理范围内，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未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堆放物料，施工作业的；

（二）擅自占用道路开办市场、停车场的；

（三）向排水设施倾倒垃圾、渣土、废水等废弃物的；

（四）排放污水、冲洗车辆的；

（五）擅自设置电话亭、报刊亭、牛奶亭等的；

（六）擅自在车行道和人行道之间的台阶处建斜坡的；

（七）损坏、挪动、遮挡路名牌；

（八）擅自行驶履带车、铁轮车及超重、超高、超长车辆的；

（九）损害、侵占道路设施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造成市政设施损坏应负赔偿责任的，移交相关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章　城市绿化管理

第十八条　 在公园外和机关单位庭院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对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并处罚款：

（一）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绿化用地，并按每平方米处以30元以上150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在公共绿地、街道绿化带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或者设置广告的，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并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砍伐、移植、修剪绿化树木的，责令立即停止，没收所砍伐树木，并按损害树木价值的1倍至3倍处以罚款。

（四）在树上或树旁倚靠重物，围圈搭盖、挖坑、取土、烧火的，处以1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五）擅自在街道路树旁进行铺设硬化地面、打砖、种菜、堆放物料的，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六）践踏绿地、折损花草等损害园林绿化行为的，可处以1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在城市广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赔偿损坏花木、场内设施和压坏地面的损失，并可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一）损坏场内花草树木、场内公共设施的；

（二）在座椅、石条上躺卧等不文明行为的。

第二十条　 任何车辆（童车、轮椅车除外）不得在公共绿地、广场内行驶或者停放。非机动车驶入或者停放在公共绿地、广场内的，予以警告，可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机动车驶入或者停放在公共绿地或者广场内的，处以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造成城市绿地、绿化设施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移交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章　环境保护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限期清理，并可处以罚款：

（一）在街道、绿地等公共场所倾倒垃圾、渣土、粪便、污水或者乱扔动物尸体等废弃物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在城市道路、绿地、广场、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各种废弃物的，处以2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不按规定贮存垃圾，造成溢出，污染环境的，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医院、疗养院、屠宰场、生物制品厂等单位产生的废弃物必须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得将其混入生活垃圾中或者任意排放遗弃，污染环境，违者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工商行政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罚款：

（一）在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无证摆卖的，可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暂扣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并可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在集贸市场外或者未进指定地点摆卖蔬菜和农副产品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00元以下罚款。

（三）未经批准跨门槛经营或者超出经营场地占用道路等公共场所摆卖的，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七章　公安交通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处罚：

（一）不按规定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二）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人行天桥、过街隧道违章停放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前款违法行为当事人不在现场或者拒不接受处理的，可锁定车轮或者拖曳车辆到指定地点，并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未经批准，占用人行道经营保管车辆业务的，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由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原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再行使，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

第二十八条　 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时，可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违法行为人、嫌疑人、证明人，并可要求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二）确有必要的，暂扣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和工具，并通知违法行为人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暂扣物品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一）违法行为人履行行政处理决定后，所暂扣的物品和工具应予退还；

（二）违法行为人逾期不接受处理的,由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对暂扣物品进行拍卖，对易腐烂变质和其他无法保管的暂扣物品依法进行变卖，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三）暂扣的违法违禁物品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使用统一执法文书。

第三十一条　 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时，应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十二条　 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执法程序执行。

第三十三条　 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发现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处罚不当的，应当把意见反馈给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不及时改正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可提请市人民政府予以处理。

第三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五条　 妨碍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依法执行公务，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