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曾诉盛林虎著作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199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9〕民请字第6号关于范曾诉盛林虎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盛林虎临摹范曾绘画作品是一种复制行为。未经作者范曾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出售该复制品，侵害了范曾的著作权，盛林虎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根据该案情况，其案由以定著作权纠纷为宜。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范曾诉盛林虎等13名被告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 [1989]民请字第6号
最高人民法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院请示范曾诉盛林虎等13名被告姓名权纠纷一案，经我院研究，对本案的定性和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不一，特转报你院。
原告：范曾，男，57岁，天津市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主任，住天津市南开大学20楼406室。
委托代理人：郑裕国，苏州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小伟，苏州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工作者。
被告：盛林虎，男，26岁，苏州市丽华丝绸印染厂描图员，住苏州市临顿路26号。
委托代理人：陆诚，苏州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晓莹，女，20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20号“聚宝堂”店主。
被告：凌江，男，39岁，苏州市十全街121号“水乡画廊”店主。
被告：彭毅民，男，37岁，苏州市十全街122号兰苑工艺社经理。
被告：顾旭，女，30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28号“墨绿堂”店主。
被告：杨鸯，女，29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34号“天赐阁”店主。
被告：管燕，女，37岁，苏州市十全街161－1号“燕云阁”店主。
被告：李壮，男，24岁，苏州市十全街169－1号“半爿阁”店主。
被告：卜浩忠，男，36岁，苏州市十全街170号工艺店店主。
被告：范佩芬，女，47岁，原苏州市十全街258号“集宝斋”店主。
被告：马燕萍，女，25岁，苏州市十全街244号“寒山屋”店主。
被告：施兴冲，男，35岁，苏州市滚漾坊16号“凌霄轩”店主。
被告：尤继强，男，26岁，原苏州市十全街143－1号“锦海堂”店主。
委托代理人：尤继祖，苏州市第25中学教师，系尤继强之兄。
案由：姓名权纠纷
一、案情
1987年11月25日，著名画家范曾致函苏州市委副书记周治华，反映该市有些集体和个体户“画廊”出售其本人赝品画，对此范表示强烈不满，希望严肃查处。市委负责人对范的来信十分重视，指示苏州市文化局、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查处，并将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向主管部门请示。
同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两局配合沧浪区行政管理局对15家个体工艺店进行了重点检查，从本案12名被告所属的工艺店中查获仿范曾画36幅，并根据他们反映的线索从本案被告盛林虎家中查获仿范曾画4幅和分别刻有“范曾”、“仿范曾”、“摹范曾于姑苏”、“林虎敬摹”字样的篆刻体印章4枚。上述仿画和印章即被沧浪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暂扣。12月4日经苏州市文化局鉴定，其中39幅为盛林虎仿制，每幅除盖有“范曾”名姓章外，还同时加盖“林虎敬摹”或“仿范曾”章。另有本案被告彭毅民所售“锺进士鬼趣图”1幅落款江东范曾，盖“吴草”印，非盛所仿。苏州市文化局马恒华、韩欣鉴定意见是：1、没有完全伪造的作品；2、纯属摹仿。
1988年1月14日苏州市文化局和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苏文企字（1988）第2号联合向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请示，认为：“1、盛林虎仿画后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又未经画家本人同意，这是扰乱文化市场的行为。2、盛林虎私刻‘范曾’名姓章是错误的。由于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管理法规，根据上述情况，拟作如下处理：一、对于进入市场的40帧仿造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伪劣商品收缴处理。二、对盛林虎及经售的工艺店，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适当的罚款，上缴国库。三、盛林虎私刻的范曾名姓章以及涉及范曾的闲章，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处理。今后文化市场上凡有类似上述情况的书画作品，也作同样办法处理”。同年2月1日江苏省文化厅经与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商批复同意以上处理意见。目前该处理意见尚未与当事人见面。
1988年7月19日范曾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盛林虎及上列12家工艺店店主共同以牟利为目的，用“江东范曾”、“抱冲斋主十翼范曾”等落款的赝品画，公开销售，已构成侵犯原告姓名权。盛林虎未经原告授权，私刻原告的印章，盗用原告的姓名，在主观上是故意的；12家工艺店的店主明知盛林虎盗用原告的姓名，私刻印章制作赝品，但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不惜以鱼目混珠的手段公开出售，欺骗境外人员，他们的侵权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艺术作品的声誉，败坏了中国画的名声。根据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和第120条的规定，诉请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被告盛林虎辩称：因非常喜爱范曾的画风和技法，崇拜和仰慕范曾本人，故从1986年夏起专心临摹范的作品。后因家境贫寒、工资收入低、绘画用品如宣纸价格不断上涨等原因，被迫出售仿范曾画的100幅左右。现认识到是违法行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侵权行为。同时愿意向范曾登报道歉、赔偿损失。其余被告中绝大多数人否认范曾对他们共同牟利的指控，辩称自己是经过批准、依法纳税并从事合法经营的个体工艺店，所出售的是仿范曾画并非赝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查明：自1986年至1987年12月3日，盛林虎根据公开出版发行的范曾画册进行仿画，然后将画芯出售给苏州十全街的个体工艺店。开始盛每幅画芯售价七、八元，以后增至十二、三元不等。至今盛承认已出售画芯约100幅左右。本案其他被告将画芯装裱后出售（工本费约13至15元），每幅公开标价几十元至一百几十元不等，个别标价高达六百多元。但出售成交价一般只有50元左右。买主大多数是来自日本、香港等地的游客。自1987年12月3日以后盛林虎已停止出售仿画。
二、苏州市中级法院的审理意见
苏州市中级法院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本案的处理有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盛林虎摹仿范曾的名姓章加盖于仿画，同时又加盖仿章，其行为纯属摹仿性质，对范曾的姓名既无盗用又未假冒，不构成侵权。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盛林虎未经范曾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擅自私刻范曾名姓章加盖于仿画，并将其作为商品投入流通市场，其行为属于盗用或假冒范曾姓名的行为。其余12名个体工艺店店主以营利为目的出售侵权仿画，也构成侵权。本案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审判委员会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并决定向我院请示。
三、本案有关问题调查情况
我院接受案件请示后，就本案的有关问题非正式请示了最高法院民庭，并走访了下列部门：（1）国家版权局版权司、江苏省版权管理处；（2）江苏省文化厅艺术处、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管理处和经监处；（3）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博物院、南京“十竹斋”文物商店，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4）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户籍科。此外，还走访了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喻继高、中央美院国画系蒋彩玲教授。
（一）关于是否允许出售现代画家特别是在世画家作品的临摹品问题。目前临摹在世画家作品并出售的现象很少，临摹已故画家的作品出售的较普遍。有的美术出版部门甚至公开出版临摹画册。但是窨哪些画家的作品要具有哪些条件，才可以营利性临摹，尚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第120条第1款和第94条、第118条只原则性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和著作权（版权）及相应的法律保护。而1984年6月15日文化部内部颁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同样也只是原则性地将绘画作品列入版权保护的客体。由于有关的法律规定很不完备，给本案的审理及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
（二）关于国画界是否存在一定的临摹规范的问题。经了解，长期以来国画界并未形成比较一致的临摹规范，根据博物院工作人员鲁力等人的谈话精神，归纳为三种做法：（1）只摹原作上的画不摹题跋、落款和印章，另加本人的落款，加盖本人的印章。如“某某仿某某笔义”、“某某敬摹某某某作品”。（2）将原作上的所有画、字、印全部摹下来，同时另加本人的落款和印章。（3）在临摹品上不加任何临摹的标记。以上三种做法在习作上是允许的。至于临摹作品，特别是第三种情况是否可以出售，多数人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蒋彩萍、江苏国画院副院长喻继高、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沈仁干等、江苏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郭廉夫等均认为不能出售，只有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鲁力，南京市“十竹斋”文物商店负责人顾凯认为可以出售。南京市场上尚未发现类似盛林虎出售仿画的情况。
（三）关于印章临摹的问题。鲁力等人认为印章所体现的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对印章的临摹要求采用同样的篆刻手法，任何其他手法诸如笔描都是违背篆刻临摹的要求的。但私刻私人印章、加盖在仿画上，沈仁干、最高法院的部分同志、蒋彩萍、郭廉夫、徐玉才（省工商局）、喻继高等则以为是不对的，有的则认为是侵权行为。
（四）关于仿制和复制的关系问题。关于仿制和复制的关系，画家、出版界、版权界的多数人认为仿制、临摹就是复制，司法界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统一的结论，南京市博物院的鲁力等人则认为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归纳为：（1）复制是借助现代机械手段、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对原作进行的再制作，如印刷等。仿制则是以非直接接触的方法，靠人力目测观察对原作进行的再制作，如临摹。（2）复制可以通过机械手段大批量的进行生产；而仿制则不可能做到。（3）复制过程中只体现劳动；而仿制即使是同一仿制者对同一作品的多次仿制也包含其多次不同的创作，这正是仿制与复制的根本区别。
（五）公安部门对私人印章刻制的管理仅指下述情况，即部门或单位行政领导刻制二公分以上正楷章或签名章的，须经公安部门批准。从调查情况看，普遍认为私刻他人名姓章是侵犯公民姓名权的行为。
四、我院的几点意见
经我院民庭和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虽然是诉请保护姓名权，但与版权有关，法院应该扩大审理的范围，不能就案审案，以防止出现当事人重复诉讼的情况。
关于本案盛林虎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盛林虎的行为既不构成侵犯姓名权，也不构成侵犯版权。
不构成侵犯姓名权的主要理由是：（1）一般情况下名姓章是公民姓名权的物质载体，但这不能脱离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本案的具体案情看，由盛林虎篆刻的这枚名姓章只是篆刻艺术品，而不是范的姓名权的体现。因为中国画有其十分独到的艺术特色，这就是字、画、印三位一体，只有三者均为上乘，才有可能被称为是中国画之佳作。同样道理，对中国画的临摹也离不开字、画、印三位一体。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称为是对原作整体的临摹，只是局部，因此，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不是姓名权的问题，而是版权问题。（2）盛林虎的行为不构成对范曾姓名的盗用或假冒。盛在其所有的仿画上均加盖了仿章，明示了仿画的临摹性质，故不构成假冒。而盛在仿画上加盖范名姓章是为了临摹再现原作，显然不属于盗用范的名义，不构成盗用。至于认为盛私刻范的印章可能给范曾造成某种潜在的危险，如持印章去银行取款，甚至去诈骗，显然这不是民法研究的现实损害，更不是本案所要裁判的诉讼标的。
不构成侵犯版权的主要理由是：（1）仿制不同于复制。复制是一种创作性的劳动，而现有的版权方面的规定并未对仿制作出明确的法律限制；（2）国画界自身并未形成统一的临摹规范。据于上述两点，在版权立法尚未就原作者与仿制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明确规定之前，责令被告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不仅法律根据、理论准备不足，甚至连道德义务的根据也不足。
第二种意见认为，盛林虎的行为既侵犯姓名权又侵犯版权，以侵犯姓名权为主。
侵犯姓名权的主要理由是：（1）中国画虽然字、画、印三位一体，但又是可分的。其中原作者的名姓章即是原作的组成部分，更体现作者的人身特性，且是有价的，因此，它是公民姓名权的物质载体，只有公民本人有权决定自己或授权他人使用自己的名姓章。（2）侵犯公民姓名权的行为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篆刻私章的手段。（3）盛林虎侵犯范曾姓名权的主观故意是十分明显的，即以营利为目的。（4）盛林虎的手法是以假乱真：从盛林虎的仿画来看，除极少数专家以外，一般人均以为是范曾的真迹。因此，盛的行为属于侵犯姓名权中的盗用行为。
侵犯版权的主要理由是：（1）未经作者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出售仿画，已构成版权侵权行为中的非法复制。复制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如录音、录像、照相、复印、临摹、印刷等，仿制只是其中的一种。（2）我国并非没有版权保护的法律和规定。民法通则第94条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著作权（版权），第118条规定，著作权（版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权利。这是调整版权法律关系、审理版权纠纷案件所必须依据的一部基本法。《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将绘图作品作为版权保护的客体，对作者的经济和人身权利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绘画作品的版权保护十分薄弱，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这非但不能证明“存在就是合理”的谬误，恰恰证明加强版权保护刻不容缓。
院审判委员会倾向于第一种意见。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1989年11月20日


新论财产罪法益——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黄桂武 刘跃挺 孟媛媛


[摘 要]侵犯财产罪的法益,直接影响各种行为的性质与认定。以不法手段取回或者夺回自己所有而又由他人占有的财物，第三者窃取或者骗取他人无权占有的赃物或者违禁品，债权人使用胁迫手段实现自己债权的行为等诸多问题是否构成侵占罪，对此存在着不同学说的争论。重新审视财产罪的法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财产罪；占有；拟制所有权；拟制债权
侵犯财产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取得公私财物，或者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
张明楷教授认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在相对于本权者的情况下，如果这种占有没有与本权者相对抗的合理理由，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则不是财产犯的法益。
关于财产罪的法益分析，学术界存在着众多争议。而我们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看法，财产罪保护的法益应当包括：民法的合法所有权、其他本权（含他物权、合法债权）以及我们特别提出的拟制所有权、拟制债权。
一、基于刑法占有而拟制所有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占有是人对财物事实上支配、管理的状态。 大体上说，刑法上的占有比民法上的占有在外延上要广，但是，民法承认可以通过代理人占有财物，刑法上则认为这种情况仍属于代理人占有。[1]（p192）由此看出刑法上的占有（持有、所持），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与民法上的占有不是等同的概念。日本学者为了避免混同，特地把刑法上的占有称为管理、所持。日本法院的判例也往往使用“所持”一语。[2](p186)刘明祥教授也认为，“刑法上的占有比民法上的占有更为现实，也就是说刑法上的占有必须是事实上占有，而不能是观念上占有。”[3](p40)
刑法既有补充性，又有独立性， 民法上的“占有”含义并不一定是刑法中“占有”的内容，但笔者认为，刑法财产罪中的财产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在内容上关系极为密切，我们在研究财产犯罪的应正视这一点，不应完全忽视民法财产的相关内涵。
我们认为，刑法的“占有”包括民法中以绝对违禁品为对象的持有。对绝对违禁品的事实控制排除在民法占有之外，因为绝对违禁品是特殊物，为行政法所禁止，民法自然不应对事实控制此类物品的行为规定为占有进行保护。详述之，从民法占有的两个成立要件即体素和心素进行分析，对绝对违禁品的事实管领、控制完全符合民法占有的要求，既有自己占有的意识，又有事实上的控制管领。出于鼓励人们去占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物的目的，才赋予人们对有益物的民法权利，而毒品等绝对违禁品非经合法程序及正当用途，都是有害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民法当然不予鼓励，从而也不认定为占有加以保护。根据刑法的补充性、独立性以及Hirchberg 教授的观点，私权是民法所承认的最高形态，但不是其惟一形态，民法上的承认不是刑法保护的前提，没有形成为民法上的权利的事实上的利益，也是财产犯罪的法益。[4](p326)由此，民法保护的占有不含对绝对违禁品的持有（尽管这与民法上的占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对象不同），这并不影响刑法将其纳入刑法的“占有”中给予刑法保护。况且，绝对违禁品如毒品对持有者是有事实上的利益的，他可以自己吸食满足其毒瘾需要，事实上也可以贩卖从而获利（当然，只是从事实上说，并非是鼓励此类行为）那么，这就具有了“人的生活利益”[5](p167)这一法益的本质属性，符合刑法法益的要求。
民法占有具有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的作用。根据效率原则以及出于维护社会平和秩序的宗旨，各国民法立法例都对占有的事实加以推定。在一般情况下，推定占有人的占有为以所有的意思，善意、和平、公然和持续的占有。我国《物权法》（草案）也有类似规定（第259—261条）。而权利推定的效力指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占有人合法享有的权利，至于占有人是否真正有此权利，则在他人举证推翻法律所作推定前，在所不问。此推定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因为就占有而言，事实与权利相伴者为常态，有事实而无权利者并不多见。占有之所以有权利推定的效力是基于安定法律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的需要。由上可知，权利推定切合“动”与“静”两个方面的法律功能实现，对于现代社会意义重大。因而刑法既然保护财产关系中的占有，这就不能不承认刑法“占有”中所附带的“天然”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效果，否则，刑法对财产关系的保护就是有后天缺陷的，是不完整的。这正是刑法对民法补充性的体现和需要。财产关系包含人与物、人与人这两方面关系，而人与物的关系本质，已被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完全地囊括，当然，我们承认这些权能可以分离。从私有制产生以来，人对物的利用和物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最本质地都无法超越这一范畴。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人从物所具有的属性上发现物的价值，通过对物的利用而发展自己，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奴隶社会私有中以物的归属为中心，到发达市场经济中以物的使用价值为中心，都无不体现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有学者说，私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石。这正是对人在物上的“所有”关系、人利用物的充分肯定。所有权的四项权能，是物对人类社会价值的最完整、最抽象的浓缩。从法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私法尚未产生之前，人与物就已经有“所有”的关系存在。“所有”是行为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状态，“所有权”则是这种实际控制状态合法性的确认。[6](p20)刑法正是将这种事实、原始的“所有”关系纳入保护范围的法。人与物的自然关系状态就已经体现了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是最原始的“所有”关系，他人不能侵犯所有人在物上的事实关系状态。调整这些关系都只依习惯进行。只有当习惯法形成、民法出现，才赋予这种原始的“所有”关系合法的外衣，称其为“所有权”。而在原始所有关系中，他人侵犯这种关系也是违反习惯而应受惩处的。由此，刑法规制的财产关系，是剥去民法合法外衣的自然事实存在状态。这当然包括民法的所有权，也包括无权原的财产事实关系，如窃贼所占有的他人之物、行为人占有的毒品。无权原的财产事实关系只是没有得到民法的确认，从法益上看，这些物对人是有生活利益的，无权原占有人能事实上从这些物上得到对其需要的满足。刑法对财产关系的规制范围比民法要广，民法占有的权利和事实推定也是对这种原始事实“所有”关系的肯定。刑法上不应对占有这种事实状态从字面上理解为仅是“占有”的本身，而应由占有推定出“事实所有”，即占有人事实上可以对其占有的物（无论合法与否）进行使用、收益与处分。所以，笔者认为，刑法财产罪法益中，应把日本刑法理论和张明楷教授观点中的“占有”法益用“拟制所有权”一词来表述，也即上文所说的“事实所有”，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实质内容的不同。
二、非法之债的刑法拟制
关于侵占他人不法原因给付物甚至例如行为人使妇女卖淫后，采用欺骗手段使妇女免收其嫖宿费的，是否构成侵占罪和诈骗罪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构成。法学家保罗认为，“债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取得某物的所有权或获得役权，而在于其他人必须给我们某物或者做某事或履行某事。”[7](p283)而台湾学者王伯琦先生也认为，消灭时效完成之债务、因不法原因而生之债务或基于道德上义务之债务，学说上称为自然债务即债权人有债权而请求权已不完整。[8](p26) “犯罪是产生债的真正的和唯一的渊源”，[7](p401)也都说明了非法行为也能产生债，而并不要求债因合法。在罗马法的自然之债中，“自然”这个词完全是同“法”一词相对应而使用的，人们使用“自然”表示这些债的原因和根据存在与“公道”、“道德义务”等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法之中。[7](p304)民法上的债权是合民法性的，但在刑法所保护的债中，民法外衣已不足以囊括其范围，不合民法的债因所生之债也需要受刑法保护，相对人和他人都不能再“以不法侵害不法”的手段去侵害非法之债，而应由民法进行调整，认定债务人有无给付的义务。在不法原因给付以及嫖债这些情形中，笔者称其为“事实之债”，其性质与“自然之债”是相通的，其债因的不道德性显而易见（甚至是违法的），但“债的根据存在于‘公道’、‘道德义务’等之中，而不是法之中”。
非法之债的双方因合意而进行非法行为，其形成的事实债务摆脱了民法的约束，但却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所以，一般情况下，赌博、嫖娼的双方皆内心认可这种债。刑事司法实务中也对此类债予以刑法上的认肯，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30日《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指出，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处罚。在此，“债为保障义务的法律约束”[7](p283)中的“法律”二字在刑法上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体现了刑法对财产事实关系的保护，而并不一定只保护合民法的财产关系。这如同地球的分层结构一样，民法保护的财产合法权利关系只是地壳，民法的占有是次一层的地幔（因其并未形成民法的权利，仅是被推定为有权利），而上述非法之债（事实之债）以及违禁品的持有则是更深层次地核，这就形成刑法所保护法益上的财产完整体结构，民法意义上保护的财产权利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诚然，嫖娼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双方对嫖娼后给付嫖资已达成合意的前提下，违背此合意的约定就更是不道德，因其违背了最起码的人性诚信信赖理念。从民法的合同理论中，同样可以得出刑法应对非法之债进行保护的结论。合同之债是债中的重要内容，嫖客和妓女双方对嫖娼后嫖客应给付嫖资达成一致，双方主体适格，对标的达成了自愿一致的合意，也就是成立了合同，只是内容不合民法，缺乏民法合同的生效要件。此嫖娼合同的成立，双方只是没有民法上的给付请求权和给付义务，但有“公道”上的义务，嫖债债务人如使用暴力等手段摆脱其内心确认的事实之债，而不是依民法进行的，则应构成对事实之债债权的刑法上的侵害。我们说“法”的一个渊源就是习惯，在《法学阶梯》中，“习惯”被定义为，“由最广泛的同意所认可的长期习俗”。习惯法是“由习俗认可的法”，债的本质在于信赖，所谓的公序良俗原则只表明民法鼓励健康积极的债，以引导经济社会良性发展，而刑法根据自己固有的目的和使命，并不受此桎梏束缚，而是对道德的最底层内容也进行规范。当今社会中，嫖娼应给嫖资已是惯识，在双方行为皆非法时，他们间的合意之债是仍受对方信赖的，以刑法禁止的行为侵犯这种债是应当构成财产犯罪的。这是一种事实之债，如同前文“拟制所有”一样，是一种事实上的财产关系。
笔者将非法之债称之为“拟制债权”，从而与前文的“拟制所有权”对应，在合法债权与拟制债权相冲突时，以法益优越原则来优先保护前者。
三、关于财产罪法益的整体反思
综上所述的关于刑法占有拟制为所有权以及非法之债拟制为债权，笔者对财产罪的法益作出概括，其包括：民法的合法所有权，其他本权（他物权、合法债权），拟制所有权，拟制债权。而刑法对各种法益的保护会有主次之分，如将国家安全列为分则第一章，将公民人身、民主权利优先于财产权利排列等。同理，每章的法益之中又会在具体罪上有所侧重，因此，笔者把财产罪的法益作如下分层：
（1）第一层为，合法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合法债权。这些在财产罪法益中地位最高，民法也将其规定为权利进行保护。正如Hirschberg教授所言，所有的利益都要由刑法与民法承认，特别是作为其最高阶段的权利要得到认可，民法就是随着私权的增加而发展的。[4](p326)这恰恰体现了民法权利在所有被刑法承认的财产罪法益中属于“最高阶层”。
（2）第二层为，以刑法占有而拟制的所有权和以非法之债（即事实之债）而拟制的债权。虽然刑法占有中绝大部分内容属于民法上的占有的内容，也受民法占有制度保护，但其毕竟不是财产法益最高阶段的民法“权利”。在民法中，本权人有权要求无权占有人反还占有之物，这正表明了民法权利比民法占有受到优先保护。刑法的占有基本是无权占有，只是根据事实基础受到民法、刑法保护，并拟制为所有权。
（3）第三层为，依绝对违禁物的持有而拟制的所有权。对绝对违禁物的持有不可能是民法上的财产权利，因其根本不受民法财产法律保护，自然其法益地位就最低了。
同一部门法中，不同性质的法益以及性质相同而内容有别的法益都有主次之分。如，刑法对人身保护比财产权利优先；民法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中，本权又比占有重要，前者是积极保护，后者只是消极保护，虽然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可正如笔者所称，此推定的权利只是依据事实为基础的“拟制”，而不是真实合法的民法权利。作上述法益分层，为的是体现各层之间法益受保护的强弱，以便在各层法益相互矛盾、冲突时作出取舍，肯定更优的法益，放弃较次要的法益，从而指导解决现实中的财产罪疑难问题。此分层结构，正象金字塔的分层一样，最顶层地位最高，第二层次之，第三层地位最低。最顶层首先得到刑法保护，因它更具有立法优先保护性，是民法的权利；第二层不是民法权利，但受民法保护，地位次之；最底层的只是刑法基于其独立性、补充性而予以保护，维护财产秩序的稳定性，如金字塔的塔基一样，使处于上层的法益有更为坚实稳定的基石。在不同层次的法益相冲突时，立法者更应优先保护上层法益，正所谓“两利相权取其优”，笔者暂且称之为“法益抵消原则”。
根据以上论述，对财产罪各种法益学说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笔者总结归纳如下：
（1）第一类是，双方基于内心真实自愿（排除受到诈骗）而形成的财产事实关系，也即非法之债关系，如：不法担保，嫖娼之债，赌博之债等。这些行为中，双方之间对财物的交付转移是自愿而平和的，对彼此的债务也是达成合意一致的。虽不是民法生效合同，但此种合意合同是成立的。那么，这就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并非合民法的）委托关系、担保关系、或事实债务关系。纵然，民法没有赋予这些纯事实关系以合民法性，但正如Bruns所指出的那样，民法秩序并不等于法秩序，刑法是具有固有的目的和使命的法律，不能根据民法概念来理解刑法上的侵害客体（保护法益），对于刑法的解释，必须从民法思想中解放出来，因此，即使是对同一概念，在刑法上完全可以作出与民法不同的理解；刑法的概念必须在考虑其刑罚法规目的的基础上，直接根据生活事实而形成。[9](p45)因此，刑法只有先维护社会秩序的和平稳定，使财产关系保持稳定，从而再依靠民法调整救济，这样才会有良性积极的社会财产关系。Bruns的思想是，“即使是民法上不保护的、违法的利益，存在一定的事实状态时，刑法也应当保护。”[10] (p132)
关于不法担保，如债务人以法律禁止设立担保之物向债权人设立质押 ，然后债务人又从债权人处诈骗或窃回担保物的，是否构成犯罪？笔者认为构成。因为其双方真实自愿，质押合同未生效但却是成立的，先前债务也合法，只是担保物依法不能进行担保，其效力是无效的，需依法定程序予以恢复。在此时，债权人对担保物的占有具有合法根据而且是善意的，其是基于债务的有权占有，此占有与债务人对该物的所有权同属第一层财产罪法益，债务人不能以其所有权与担保物的有权占有相对抗、相抵消，两者是平等的。因此，债务人不论是偷或诈骗该担保物，都侵犯了债权人的有效占有，都能构成相应的财产罪。
（2）第二类是，单方违背对方意愿而形成的事实占有关系，如盗窃、抢劫、敲诈勒索、诈骗等。这一般是暴力的、非和平的强力占有，虽盗窃、诈骗并非暴力方式，但也违背对方意愿。虽然此类占有也可依拟制成为拟制所有权，但拟制所有权是第二层刑法法益，会被第一层的本权法益抵消掉。所以原权利人从盗窃、诈骗、抢劫行为人那里以非法手段取回其物的，一般不构成财产犯罪。现代日本刑法理论和张明楷教授对此类行为一般也不认为构成财产罪（除日本的纯“占有说”和极少数折衷说外）。[11](p505以下)此类非法占有人的拟制所有权只能对抗其他一切第三人。当然，对原权利人的非法手段也应有所限制，否则有可能侵犯不法占有人的其他刑法法益。笔者认为，原权利人的非法手段原则上应以自救行为为衡量标准，从其时间、手段等方面进行限制。如果手段超出自救条件限制，一般应只限于盗窃、诈骗等性质平和的手段方式，否则可能构成非侵财的其他犯罪，如把非法占有人打成重伤而夺回其物的，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另外，日本的胁迫罪等也值得我国加以研究借鉴，以完善财产犯罪的保护体系。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之际,借以探讨民法与刑法关于财产的“占有”概念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我们在文中提出了刑法财产罪相关争议若干新的概念术语和解决途径，最后笔者认为，
进一步加强民法与刑法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2][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各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 Vgl. Hirschberg, Der Vermogensbegrigg im Strgrecht, 1934, S. 326f.
[5]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6]王晨.诈骗犯罪研究[M].2003年版.
[7][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8] 转引自:王泽鉴.债法原理（一）[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 Vgl. Bruns, Die Befreung des Strafrechts von Zivilistischen Denken., 1938, S. 45f.
[10] [日] 林擀人.财产犯的保护法益[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
[11]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