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监督中“新证据”的审查认定
——以“刑民交叉案件”证据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审查认定为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法律关系日益复杂，“刑民交叉案件”大量增多，针对同一或者相互牵连的法律关系引发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交叉的情形日益增多。反映到民事检察工作中，近年来常有申诉人在就民事裁判进行申诉时，提供刑事诉讼中形成的证据材料以主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对此类“新证据”的审查认定，不仅需要考虑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新证据”规则，而且涉及到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冲突、既判力冲突等众多问题，已成为民事检察工作中面临的新课题。

一、民事抗诉程序中以“刑事证据”形式出现的“再审新证据”

当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并存时，一般认为，优先适用刑事程序解决刑事责任问题或者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解决两大诉讼程序矛盾。然而这种“先刑后民”的原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存在例外情形，客观上造成“刑民并行”或者“先民后刑”的诉讼现状。

在民事检察实务中，所谓以“刑事证据”形式出现的“新证据”，一般表现为“刑民交叉案件”在已经形成了生效的民事裁判的情况下，因为相关刑事诉讼程序的存在，导致针对同一案件事实也形成了能起到一定证明作用的刑事诉讼证据。申诉人认为这些证据证明的内容与生效民事裁判相矛盾，故而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到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抗诉。此类“刑事证据”或者是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时未能发现的，或者是与已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相矛盾的，且一般均会对原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或者否定。此类“新证据”在证据种类上，可以表现为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鉴定意见等各种证据种类，也可能是申诉人提供的刑事判决书。

二、检察机关对“再审新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

一般认为，“再审新证据”的本质属性，除应具备证据的一般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外，须具备以下三点:第一，从提交的时间看，一般是申请再审时新提交的证据，但“视为新证据”的情形除外;从发现时间看，一般是指新发现的证据，这种新发现的证据可以是原来就客观存在的证据，也可以是原审结束后新形成的证据，即在形式上表现为“新发现的老证据”和个别“新形成的新证据”，这一点又被归纳为其“崭新性”特征。第二，作为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的“新证据”，须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即能够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明标准，即具有“显著性”。第三，从“新的证据”提交者的主观因素上看，提交“新的证据”的当事人在原审中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证据的主观上必须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具有“不可归责性”。其中，第一点又称为“新证据”的形式要件，第二、三点被归纳为“新证据”的实质要件。

2007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赋予了检察机关以“新证据”提起抗诉的职权。由此可见，新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这一“新抗点”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有鉴于此，检察机关在对申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进行审查时，须作整体性、实质性的把握;在运用新证据提起抗诉时，对新证据的认定不得过于严格，也不得过于宽泛。

三、民事检察实践中对“刑事证据”进行审查认定的探索及思考

(一)对民事申诉案件中的“刑事证据”的审查

第一，对民事申诉案件中“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审查。刑事诉讼中形成的证据材料在取证主体和调查程序上均须遵守相关刑事诉讼法律法规的调整。在民事申诉阶段，对申诉人提交的以“刑事证据”形式出现的“新证据”，检察机关亦应参照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调查取证规范进行审查，并应及时向相关机关核实该份证据材料的制作及调取过程。对于相关刑事案件与申诉案件系同一事实的，应重点审查“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并注重核实申诉人对证据来源的表述是否属实;对于相关刑事案件与申诉案件系相牵连的事实的，则应注重对“刑事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行审查。

第二，对民事申诉案件中的“刑事证据”是否属于“再审新证据”的审查。在对此类新证据的基本属性进行上述审查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分析证据材料是否符合“再审新证据”的特征。笔者认为，鉴于刑民交叉案件在诉讼顺序上的交叉，对此类“新证据”审查的重点是其“显著性”与“不可归责性”这两项实质性要件，而对“崭新性”这一形式要件，可以进行适当突破，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进行整体的、实质性的把握。例如，对原审民事诉讼程序结束后，新的刑事诉讼中形成的言辞证据，虽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关于认定“新证据”的规定略有出入，但若符合“显著性”与“不可归责性”的实质要件，可以认为符合再审新证据的条件。这种突破一方面是考虑到刑民交叉诉讼客观情况，而非对新证据标准的不合理突破;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实践中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第三，对民事申诉案件中“刑事证据”的其他审查工作。在对“新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检察机关还应注意核实相关刑事案件的诉讼进程、是否已形成生效刑事判决等相关情况。因为涉及刑民两大诉讼程序的交错，须审慎对待不同诉讼程序之间产生的判决既判力的冲突问题。判决的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当事人和法院的实质上的拘束力。一般来说其本质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法院不得作出与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相矛盾的新的判断;第二，已生效判决涉及的双方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及理由再起诉争。然而这种理论阐述是局限于三大诉讼程序内部，对于它们在不同诉讼程序交错适用的程序的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目前一般认为，刑事程序在前的，应当承认刑事程序的严肃性，故有罪的刑事判决应当对随后的民事诉讼具有既判力，但无罪的刑事判决应视具体情形予以不同对待;若民事程序在先的，无论前诉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随后的刑事诉讼，即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没有既判力。

在对申诉人提交的此类新证据进行审查时，若经核实该证据证明的内容已被生效的刑事有罪判决确认，则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该生效刑事判决直接产生既判力，可以作为启动抗诉程序的“新证据”;若相关刑事诉讼程序正在进行中，则应视案件情况考虑是否应待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确定结论后再对民事申诉案件作出结论;若相关刑事诉讼程序处于中止或终结状态，则应审查该证据材料本身是否充分符合民事诉讼中“再审新证据”的标准，据以决定是否提起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二)对民事再审案件中“刑事证据”的提出与采信

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依法提出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应将相关“新证据”一并附送。在提抗后启动的再审民事程序中，对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证据，法院在确认其具备证据能力后，对证明力的判断仍应遵循民事诉讼中证据制度的出示和采信规则。根据相关规定，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出庭检察员在宣读抗诉书后，应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出示，并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当然，因为此类“新证据”系刑事诉讼中形成的证据材料，其证据来源、形成程序都更为严格、规范，故一般被认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对一欺诈合同案例的请求权基础分析

王斌周 山西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例：黑龙江省甲公司本无俄罗斯钢材可供，却隐瞒真相，于1999年10月11日同江苏省的乙公司签订了俄罗斯钢材的买卖合同，规定于2000年8月6日交货，次日付清全部货款；同时规定，乙公司先向甲公司支付100万元定金，甲公司委托丙公司作保证人向乙方担保，丁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向乙公司抵押。1999年10月30日，丙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了一般保证合同，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乙方便向甲公司支付了100万元定金。后因丁公司拖延致使抵押合同未办理登记手续。2000年8月9日，乙公司请求甲公司支付俄罗斯钢材，未果。
2000年11月1日，甲公司几名成员因其他诈骗被捕，后被判刑，财产被没收。
乙公司闻讯起诉，追究甲公司违约责任，并诉请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主张实行它对丁公司的抵押权时，甲公司主张合同无效，拒付交货义务，丙公司也以无保证责任，丁公司以抵押无效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问本案应如何处理？请求权基础是什么？




一、关于本案的处理意见：

本案应认定乙公司与甲公司所签钢材买卖合同有效、与丙公司所签保证合同有效、与丁公司所签抵押合同无效，据此判决由甲公司向乙公司承担定金违约责任即向乙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共计200万元，并与丁公司一起对因抵押合同无效所致乙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在判决书中明确对甲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时，由保证人丙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二、本案中乙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及具体分析：

1、关于乙公司以债务人甲公司、保证人丙公司、抵押人丁公司为共同被告进行起诉

请求权基础：
《担保法解释》第125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在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第128条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担保物权时，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当事人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债务人与保证人、抵押人或者出质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分析：乙公司将甲、丙、丁三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有法律依据，程序合法。

2、关于乙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追究甲公司的违约责任”

请求权基础：
《合同法》第54条第2款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担保法》第89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分析：确认乙公司与甲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决定乙公司能否行使各项请求权的基本前提。《民法通则》规定欺诈是合同无效的原因，《合同法》却将欺诈作为合同可撤销、可变更的要件之一，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时合同方为无效。从本案买卖合同订立的时间（1999年10月11日）看，是在《合同法》生效（1999年10月1日）之后，且合同法属民事特别法，故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乙公司依法享有对该买卖合同的撤销权，即乙公司作为被欺诈对象，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既可行使撤销权主张合同无效，也可不行使撤销权使合同有效继续履行，这样更有利于保护被欺诈人的利益。本案中乙公司主张甲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表明乙公司意在使合同有效，并基于有效合同来追究甲公司未如约交付钢材的违约责任。由于乙公司已向甲公司实际交付了定金100万元，故在甲公司违约时，乙公司有权主张甲公司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违约责任。甲公司关于双方买卖合同无效、拒绝履行交货义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3、关于乙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由丙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请求权基础：
《担保法》第17条第1款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分析：乙公司与丙公司已订立书面一般保证合同，保证人丙公司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现保证人丙公司主张其无保证责任，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如前所述，主合同（买卖合同）有效，故因主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丙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的原因不存在。第二，关于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依据，有《担保法》第30条（主合同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主合同债权人采用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担保法解释》第40条（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等，本案中保证合同系丙公司与乙公司订立，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丙公司无证据证明乙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被欺诈的情况下，保证合同当属有效，且本案无其它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事由，故丙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另外，依据《担保法解释》第38条第2款，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物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或者担保物因不可抗力的原因灭失而没有代位物的，保证人仍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乙公司与丁公司订立的抵押合同因未办理登记而归于无效（下面将予阐述），并不影响丙公司承担其保证责任。
当然，丙公司仍享有先诉抗辩权。依据前面所列的《担保法解释》第125条规定，法院在判决书中应当明确在对甲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乙公司债务时，保证人丙公司方承其担保证责任。

4、关于乙公司第三项诉讼请求“对丁公司行使抵押权”

请求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