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

1985年1月15日，最高检察院

意见
一、凡持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非法手段获得他人的“信用卡”及已被列入取消名单的“信用卡”，在我国境内骗取外汇，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二、凡有计划、有预谋结伙入境，利用“信用卡”，采取隐瞒真象或虚构事实、骗取外汇数额巨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有的虽然数额巨大，但情节较轻，在我国境内无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发卡银行（公司）要求在国外起诉的，可由外国按当地法律处理； 三、凡中国银行或“信用卡”发卡银行提出向持卡人进行追索款项的，应由我司法部门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如需要公安部门协助时，则由公安部门协助处理。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其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实事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而忽视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使得审判监督程序在操作运行中不仅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反而产生了相应负面影响。为此，在遵循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如何完善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平衡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既判力理论概述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一般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确定判决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在我国通称为生效判决。遵循既判力理论可以有效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实现国家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和维护法律状态的稳定性，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进而实现诉讼效益。

既判力的本质实际上是关于确定判决为什么具有既判力，或者说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既判力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法上的效力，其依据在于国家的审判权，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既判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判力的消极作用，即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不能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判决中所判断的事项相反或相冲突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也应当排除违反既判力的当事人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二是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即后诉法院应当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诉法院的审理和判断应当以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为前提。两者相互弥补，完整地构成了既判力的拘束性内容。这种作用或效果在少数情况下意味着即使确定的判决本身有误，制度上的要求仍是宁愿忍受错误判决所带来的代价或牺牲纠正谬误而能够获得的利益，也要使既判力得到贯彻。

就我国大陆地区而言，既判力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中经受了长期的冷遇。立法上，《民事诉讼法》第141条和第158条虽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关于判决、裁定应当具有哪些法律效力的问题却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更是付之阙如。而且，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置有较为宽松的再审制度，因而在事实上，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问题的态度较为轻视。实践中，既判力问题遭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轻视，同一个案件被反复多次进行审判是司空见惯的事。更为严重的是，法院、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人大、某些党组织等各种各样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其领导人都可以对判决提出异议乃至于进行干涉，从而使判决很难产生既判力之效果。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法院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或者对于相互具有牵连关系的两个案件，后诉法院完全抛开前诉法院的判决而作出与其存在冲突的判决。

二、我国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因过分强调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较少考虑判决的既判力，使得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规定多元化。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再审程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起再审程序，但发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对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决定是否启动和发起再审程序标准不一，造成不同主体提起再审的可能性加大。

（二）在认定新证据方面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因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举证期限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举证，致使生效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导致“终审不终”的情况。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据之一就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但对于新证据我国法律却没未作出界定，使得当事人在一审、二审期间的任何阶段都可不受时间限制举出证据，甚至有的当事人将本应在一审提出的证据故意隐瞒等到二审甚至在申请再审时才举出证据，这就势必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的原则与价值，使法律无法确定其最终裁决的权威。

（三）再审次数无规定，再审条件宽泛，法条规定笼统。

　 与举证无期限相适应，一个案件究竟应当提起多少次再审，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作出明文规定，造成败诉方当事人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在两年时间内可无数次提出再审申请，从而形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之抗衡，造成“胜诉方不放心，败诉方不甘心”的局面。特别是由于法律未规定约束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时间与次数之权利，一个生效的案件多次被提起再审不仅是成为可能，而且大量出现在审判实践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条件的情形，均包括了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违反法定程序等多种情形，这种规定过于概括、模糊，且法条规定比较原则、不是很具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既增加了提起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又使再审案件的范围无限扩大，容易导致过分地强调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忽视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诉讼程序的安定性、稳定性以及司法的被动性与中立性。这种规定往往容易给败诉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无限申请再审、缠讼不止的制度渊源，造成确定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丧失了司法终审权。

三、既判力理论指导下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思路

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无形中为当事人无休止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为此，应在遵循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对其加以完善。

（一）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法院系统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与通行民事诉讼理论是相冲突的。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自诉自审、诉审合一，不仅有悖于司法被动性和中立性的基本原则，而且也违背了审诉分离原则，由此形成了审判权对诉权的不当监督和制约。从既判力理论来看，随着生效裁判的作出，后诉法院应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此确定判决的判断内容相抵触。即使判决有不当或违法之瑕疵，法院也不得自行废弃或变更，否则判决将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状况不但损害判决的安定性，而且影响法院的威信。即使通过法院再审纠正了确有错误的判决，其付出的代价也过于沉重。

同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就检察院提起再审的范围作任何限制，不仅有违当事人私权自治原则，而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既判力角度来看，由于检察院就其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享有再审启动权，不仅增加了生效裁判的不稳定性，加剧了法的不安定性，也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二）必须贯彻举证有限原则。

　 举证有限是指当事人在法定的诉讼期间内依法向人民法院举出与案件有关的一切证据，超过时限举证将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法律后果。证据是决定案件的性质是非之关键因素，正因为诉讼证据的不断出现，导致当事人无限的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无限的启动再审程序，这样，则会使许多合法权益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悬置状态的不定地位，势必引起社会关系紊乱，危害社会稳定。因此，确定举证有限原则，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它是贯彻诉讼的时效与经济原则，可节约诉讼成本，能更好地贯彻执行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

贯彻举证有限原则后，要求新证据应在一定时间内举出，即证据是由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无法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的，或者再审申请人以前不知或不能知道的足以推翻原裁判的证据，或者裁判后获取得当时举证不能的证据，或者在原审程序中未发现的证据，或者经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亦未调取的证据。如果查明再审申请人在原判应当举证而故意隐瞒不举证的，在申请再审时，应视其为已放弃举证权利，其举证一般不予认定为新证据；如果举出的所谓新证据明显不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也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如果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已举出该证据，但原审在庭审中没有加以质证，而该证据又严重地影响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应视为新的证据。

（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条件作出规定，但该条文规定比较原则、且概括、模糊和笼统，造成审判实践中很难掌握。因此，有必要对该条再审条件的内涵与标准进行完善：1、关于对再审申请人所举出的新证据如何认定的问题，如前面（二）所述（略）。2、关于原判在认定事实上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不足；（2）证明案件事实存在证据不足；（3）证明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4）证明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5）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间接证据不足或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3、关于对原判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适用法律条款方面的错误；（2）适用法律条款的内容解释方面的错误；（3）因案件事实没有实体法规范，类推法律不当或适用法律原则不当的错误；（4）应当适用特别法而适用普通法方面的错误；（5）适用失效法律的错误；（6）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错误。4、关于对原判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合议庭组成不合法的；（2）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3）或者没有依法传唤或通知当事人的；（4）证据取得不合法或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6）未按规定送达，即缺席审理和判决的；（7）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而没有公开开庭审理的；（8）违反受理案件管辖规定的。同时，对于“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应当明确界定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冤假错案。只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和界定确有错误的内涵，才能在审判实践中准确地适用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确保生效裁判文书的稳定性。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诉讼程序，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本文仅就部分比较基本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尚有待于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论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