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计量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9月19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三章 计量标准器具
第四章 计量检定
第五章 计量器具管理
第六章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计量认证
第七章 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
第八章 费 用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有利于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建立计量标准器具，进行计量检定、计量认证、计量纠纷调解和仲裁检定，制造、修理、销售、使用计量器具，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全省统一执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废除办法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计量事业的发展规划，用现代计量技术装备各级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主管计量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应负责本乡（镇）的计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根据需要，建立计量管理机构或设立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设置计量监督员，按国家规定在本行政区域内执行计量监督任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聘请兼职计量检查员，协助当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计量工作实施社会性的群众监督。
第九条 计量监督员、计量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必须佩戴规定的标志，并出示证件。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设置计量检定机构，即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也可以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在规定的范围内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并向被授权单位颁发授权证书。
第十一条 计量检定人员必须按下列规定考核合格，取得计量检定证件后，方可从事计量检定工作：
（一）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人员及被授权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单位的有关计量检定人员，由上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
（二）被授权对本部门或本单位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任务的计量检定人员及被授权执行法律规定的其他检定、测试任务的计量检定人员，由授权单位考核；
（三）其他计量检定人员由其主管部门考核。

第三章 计量标准器具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为保证本地区量值的准确，应组织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对社会上实施计量监督具有公证作用。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本部门的特殊需要建立的本部门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器具，是统一本部门量值的依据。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生产、科研和经营管理的需要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器具，是统一本单位量值的依据。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器具，必须按国家规定考核合格后方准使用。
第十三条 经批准使用的各项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使用单位不得擅自拆卸、改装或自行中断计量检定工作。如需拆卸、改装或中断计量检定工作，必须经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批准。

第四章 计量检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吉林省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实施目录的计量器具，实施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
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准使用。吉林省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实施目录由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分批发布。
对本条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必须自行定期检定或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第十五条 新购置的实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在投入使用前，必须向当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备案，由其确定检定单位。
超过检定周期或重新组装的计量器具，必须经检定合格后方准使用。
第十六条 计量检定必须执行计量检定规程。没有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执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或地方的计量检定规程；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在本部门内施行，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在全省范围内施行。地方计量检定规程由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组织制定。
第十七条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由执行强制检定的计量检定机构根据计量检定规程确定。
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使用单位自行检定的，依据计量检定规程由本单位自行确定；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的，由计量检定机构和使用单位双方依据计量检定规程和实际需要进行确定。
第十八条 执行强制检定工作的计量检定机构。须与使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强制检定执行书。强制检定执行书须报当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对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应出具检定证书、检定合格证或加盖检定合格印。
对社会上开展强制检定工作的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印、证，由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统一编号、发放。

第五章 计量器具管理
第二十条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按国家规定，分别办理《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生产本单位未生产过的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向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申请定型或样机试验。
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定型鉴定结果，对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颁发型式批准证书；对样机试验结果经审查合格的，发给样机试验合格证。取得型式批准证书或样机试验合格证的生产单位，按国家规定取得该项计量器具的制造许可证后，方可生产。
第二十二条 外省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在我省境内经营修理计量器具，以及我省个体工商户易地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要经所到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验证核准后，方可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经营销售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必须向当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登记备案，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进口的计量器具必须向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请检定，当地不能检定的，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申请检定，经检定合格后，方可销售。
第二十五条 凡国家和我省禁止使用的计量器具以及无产品合格印、证和《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的计量器具，一律不准收购和销售。
第二十六条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质量，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有权进行监督检查，并可进行抽检或监督性试验。
第二十七条 使用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出具假数据，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对商用计量器具加强监督管理。使用商用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签发的商用计量器具使用证。没有使用证的商用计量器具，不准使用。

第六章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计量认证
第二十九条 属地方性的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计量认证，由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并组织实施。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由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发给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并对其监督检查。未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不得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第三十条 已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需新增检验项目时，应申请单项计量认证。

第七章 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负责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仲裁检定由其指定所属的计量检定机构或授权的技术机构进行。
第三十二条 计量纠纷的调解由纠纷双方当事人申请当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解决。
第三十三条 处理计量纠纷必须以国家计量基准器具或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检定的数据为准。
第三十四条 计量纠纷当事人对仲裁检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仲裁检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诉。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进行的仲裁检定为终局仲裁检定。

第八章 费 用
第三十五条 建立计量标准器具申请考核，使用计量器具申请检定，制造计量器具新产品申请定型和样机试验，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申请许可证，申请计量认证、计量调解和仲裁检定，都必须按规定交纳费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和执行计量检定、测试任务的技术机构必须严格按国家和省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为实施计量监督检查所进行的检定和试验不收费。被检查单位有提供样机和检定试验条件的义务。
第三十七条 执行强制检定工作的技术机构未按规定的检定期限完成检定工作的，不得收检定费；造成损失的，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所属的计量检定机构为贯彻计量法律、法规，实施计量监督提供技术保证所需要的经费，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分别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九条 对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有关人民政府或计量行政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积极贯彻执行计量法律、法规，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同违反计量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有显著成绩的；
（三）在计量标准器具研制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四）在制定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责令其改正；属出版物的，责令其停止销售，可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之一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属于使用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属于使用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未取得或擅自涂改《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责令其停止生产、停止营业，封存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其违法所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制造、销售未经型式批准或样机试验合格的计量器具新产品的，责令其停止制造、销售，封存该种新产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三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未经出厂检定或者经检定不合格而出厂的，责令其停止出厂，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三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没收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制造、修理计量器具，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销售，封存计量器具，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其销售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销售，封存计量器具，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其违法所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可吊销制造或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一）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质量，达不到技术标准或检定规程要求的；
（二）生产设施、修理设备以及检测条件不适应需要，不能保证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质量的。
第五十二条 未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责令其停止检验，可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经计量认证合格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失去公证地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计量认证合格证书，责令限期改进；逾期仍不能达到原考核水平的，由发证机关注销其计量认证合格证书。
第五十四条 伪造、盗用、倒卖强制检定印、证的，没收其非法印、证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计量监督管理人员违法失职，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计量检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检定数据的；
（二）出具错误数据，给送检一方造成损失的；
（三）违反计量检定规程进行计量检定的；
（四）使用未经考核合格的计量标准器具开展检定的；
（五）未取得计量检定证件执行计量检定的。
第五十七条 拒绝、阻碍计量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决定，罚款一万元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决定。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一律上缴财政。
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行政处罚，也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决定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林省部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涉及本系统以外的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亦适用本条例。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7年9月21日
蔡立东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法人分类模式 职能主义 结构主义
内容提要: 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引言

法人分类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枢纽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形式上，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决定着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和格局。实质上，区分标准的选取，会决定类型化的结果是否能适当达到所欲达到之目的。一个法学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适用之所以不能适当达到规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设计制度时，拟负荷上去的功能没有处理好[1]。{1}70。法人分类模式决定着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类视角的选取和分类标准的抉择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为实现这些宗旨而预设的功能配置。

学理上，关于民法典法人的分类，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或者沿用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也成为争议颇大的问题。{2} 6-7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2]。梁慧星教授课题组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则推出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沿用了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袭了《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四分法式分类模式（第三章法人从第45条到57条计13条），但立法机关也清醒地认识到法人分类是起草民法典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远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对此，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部分作何选择，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法人分类模式类型化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和“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法人制度满足民法对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种分类模式满足法人分类之于立法意义的有效性，进而检讨此种分类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关于我国民法典法人制度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建议。

一、法人分类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法人分类模式，可以称之为“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对法人的管制为制度宗旨，以国家与法人间关系为背景，从外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纵向鸟瞰视角界定立法面对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对不同类型法人的职能定位得以实现，法人被想象为一个融洽无间、各亚利益群体各得其所、没有内部利益冲突的桃花源式的集体，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发的民事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裁断则被这种分类模式所遮蔽，而无法纳入法人制度的视野。

前苏联的民事立法是这种分类模式的典型实践，在前苏联，各种类型法人的区别是由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各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的特点以及领导它们活动的方法的区别决定的。{3} 146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11条，法人包括：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有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并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由国家预算拨付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的，其领导人有权支配信贷借款的（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组织；由其他来源取得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组织；集体农庄、跨集体农庄的组织、其他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联合组织；而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这些组织及其联合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和机构；国家和集体农庄合办的组织以及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其他组织。{4}9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关于法人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模式，该章共分为四节，即一般规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7]；联营。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法人，另一类是机关（包括部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5}24民事立法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相互对举的存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就其职能而言[8]，在于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9]。与企业法人对应，根据相关立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为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职能不在于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同时，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员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法的问题。可见，就法人类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帘、并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职能，我国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从事盈利性活动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观察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盈利性活动，是立基于国家的视角，着眼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法人假想为一个融洽无间的个体，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职能的作业，这一观察视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对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读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为了直接实现国家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构想，以管控法人的行为为制度宗旨，根据国家对不同法人类型的职能预期，以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职能[10]，即是否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法人分类的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与“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此种分类模式着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制度结构，即法人内部各亚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分类模式的要义是以满足私人互动需要、为私人互动提供制度支援为制度宗旨，以当事人间的互动关系为背景，从内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平面化内在视角界定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此，作为私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断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而非国家对于法人之职能定位的实现。法人制度作为法技术工具，应提供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

《德国民法典》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传统代表，这种传统大陆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质上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为民法规范的对象。在私法人内部根据法人的成立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不同，将私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并以此为逻辑线索，设计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另辟蹊径，其第48条以法人发起人（参加人）对法人独立财产的权利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三类：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债权的法人；国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协会和联合会），属于其发起人（参加人）对之不享有财产权利的法人。{6} 24

由此可见，两种分类模式类型的分野集中体现为在法人分类标准上的分道扬镳，这渊源于观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视角。由此决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问题和选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的泾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负荷则大相径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别。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一）“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

以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立法为分析对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在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国家目的的实现，明确法人的职能、框定法人的行为类型，从而使法人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应向国家承担的职能。按照这种分类模式的预期，企业法人可以而且主要从事盈利活动，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非企业法人则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盈利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法人地位以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凭藉禁止党政机关经商以应对由政企不分和权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法律结构，而成为国家管控民事主体结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无可置疑[11]，问题还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对于该目的的实现亦无所助益。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无论我们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没有一个执法机关主动推动民法的实施却是各国民法共同的选择。没有执法主体，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主动援引和法院的被动裁判实施，构成了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区别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实施机制上，没有主动的执法主体既是民法的自身规定性使然，也决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职能对法人进行分类，意在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的管控，但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纵然重要，立法也必须关心，民法固有的实施机制却决定了试图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徒劳之举。

首先，“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务。现代人把国家看成一种人们在从事自利活动中所必须要的工具。国家制定的规则使得它能更好地让大家实现自利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乃是替人民办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机构。{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国家只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发生的，不是对国家的遵守义务，即使违反私法，亦不是违反对国家的义务，因而国家不但不加之以处罚，且不直接干预其事。{8}35由于民法没有、也无需一个主动的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推动它的实施，其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因而，立足于对制度实效的考虑，民法只能从民事主体之间、而不是民事主体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角度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尽管民法上有法人“营利性”的问题，但却无法人“盈利性”的问题，或者说“盈利性”是与民法无关的问题。法人“营利性”的问题意识，仅存在于民事主体之间，即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关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员分配，而不牵涉自国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即使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国家当然需要、而且也应该管制法人经营性行为，规定哪些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但自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为不在民法的调整旨趣之内，而属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范畴。

其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为民法无力担当。民法主要通过民事主体的主动利用、特别是私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推动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实施。如果没有执法主体的主动管制作为手段或威慑，没有人会主动寻找并接近一种管制，这样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无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成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现实约束作用的制度。由此为法院裁判、而不是为行为管制提供准则，就必然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关照。启动民法的实施主体是民事主体，民法只能着眼于行动于法人内部的出资者、管理者等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法人与这些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即设计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因此，“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乃是对民法功能的不恰当期待，虽在民事立法上加载了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之管控的追求，但这为民法力所不逮，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未关注民事主体对法人制度的利用，没有为民事主体设立团体以及解决因加入团体而引发之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这样的制度自然无法为民事主体所利用，甚至成为与民事主体无关的制度，纠结于国家与法人间的关系必然导致法人制度的无力性。民法特有的实施机制决定了民事主体的自主利用为其实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法人制度为何如此欠缺实效性，无怪乎实践中鲜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则裁判民事主体间的纠纷[12]。

再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已为我国的法人制度实践所否证。无视现实地限制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尤其是财政差额拨款、甚至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从事经营行为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作为事业单位的各出版社、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因其从事的活动被视为经营性活动，而均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作为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许可。此外，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企业化经营，如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主要从事经营性活动，也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获得营业许可。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为调整领域，调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们以私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7}134民法又是社会的法，其核心内容是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而不是国家引导民众追求和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规范下的秩序是作为调整私人行为之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设计和事先确定好的。国家只确定游戏规则，不关心游戏结果。以国家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类比，如果国家也行使类似职能，则仅制定道路交通法规、确定道路交通规则，而不具体要求人们行走的线路。

作为民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应该着眼于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其个人过往不曾遇到的利益冲突。具体言之，真正直面问题的法人制度应该专注于回答以下问题：法人成员的标准、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达（法人的治理结构）、法人与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民事主体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为法官裁判民事主体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发生的纠纷提供准则。

“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为了管制法人行为而进行的分类，其问题意识存在于国家和法人之间。因此，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纵向鸟瞰才能观察到的问题无法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所关注，更无法成为问题的核心。这种问题意识直接导致该分类模式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13]，其设计的法人类型并非着眼于民事主体利用团体结构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国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类模式下，不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法人类型均可为民事主体所利用，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主体才能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某些社会团体法人也须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发起。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可能形成的团体形态无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村农民集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足球协会、汽车俱乐部、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无法根据《民法通则》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