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人民法院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路径选择

尹振国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呈现出经济成分和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文化思想形态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这“五个多样化”的复杂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广大群众对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期待和要求不断提高。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我国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一、能动司法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就是形成包括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完善的社会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在内的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完善和发展的“主发动机”。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系统，要确保其始终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建构相应的系统机制予以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关键就是发挥各方面治理的能量，来促进和完善社会管理，以推动建立有效的、完善的社会管理和控制网络。
当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经历由意识形态控制向法律控制的转变过程，正在经历由人治或半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中国法治生长和发育的过程。法治不仅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因此，法治与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
在现代国家，法院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用法律规则规制社会生活的实践越来越普遍，法院不仅要履行传统的解决纠纷的职能，而且要调控社会秩序、实施权力制约、规制社会政策。司法工作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提高其制度化、法制化乃至法治化的水平，都具有重要的规范、促进和监督制约作用。在我国，人民法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不是社会管理的局外人，而是社会管理的积极参与者，要坚持把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作为审判机关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服务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自觉把自身融入社会管理之中。
“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是能动司法的三个显著特征。”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基本内涵。
因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人民法院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展变化，加强和改进审判工作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要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所作为、大显身手，能动司法，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是必然的路径选择。人民法院必须强化“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能动司法观，凸显司法的延伸功能和服务功能，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二、人民法院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发挥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并充分发挥司法的规范、引导、调节功能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生动体现。充分发挥刑事审判的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社会管理创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对社会管理、道德建设的导向作用，有利于规范市场主体民事行为，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水平，有利于弘扬社会道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法律和道德素养；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作用，有利于规范公权力的正确行使，保护公民的自由，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创造良好条件。因此，人民法院只要能动司法，就能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一技之长、拥有一席之地
（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能动司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管理首先是服务，社会管理创新，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着眼人民群众需求，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人民法官为人民，人民司法为人民。能动司法必须以为民司法为方向，人民法院要把人民群众的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审判执行工作的重点，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和评判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充分发挥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利民的作用，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人民司法的新期待新要求，竭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是要完善司法便民措施。积极推行诉讼引导、举证指导、权利告知、风险提示、判后答疑等司法服务措施，坚持就地立案、就地审理、巡回审判、简易纠纷速裁等便民利民诉讼制度，减少群众“讼累”，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使群众得到更加周到的司法服务。大力加强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各项司法救助基金，落实刑事被害人救助和特困群体执行救助制度，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必要的生活救助，使弱势群体得到更多的司法实惠。二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农民工劳动争议、劳资纠纷、工伤事故等案件，要认真做到快立、快审、快执，及时高效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好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征地补偿纠纷、农资质量纠纷等“三农”案件，切实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三是畅通民意沟通和表达机制。高度重视涉诉信访工作，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妥善处理群众信访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实现“案结事了、群众满意”的目标。认真贯彻落实最高院的“五个严禁”，抓好队伍建设，畅通群众监督司法的渠道，积极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实现“阳光司法”，进一步增加司法的透明度和满意度，使群众监督司法、了解司法、支持司法。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途径和方法，及时发现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二）要以审判活动正确引导社会价值取向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恶法非法”，法律和道德密不可分，法律是弘扬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司法的功能不仅仅是解决社会纠纷，而且是正确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司法行为不是孤立的就事论事、就案办案，还必须关注社会的评价和司法的效果。“彭宇案”一审判决就是一个不好判决，之所以说它不好，是因为该判决实际上是鼓励社会公众在他人遇难时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果然“彭宇案”判决一出，很多地方的群众都不敢去扶倒在地上的老人了。该判决牺牲了社会的道德底线，是对社会向善价值取向的重大打击。因此，司法行为应当符合实情，体现公意，实现“情理法”的统一，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我们法官要在审判实践中，要自觉考量社会道德和主流民意，坚决杜绝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明显相违背的案件发生，以最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民意的理由回应社会关切，作出公正的、有说服力的判决。
（三）要发挥司法对社会的规制作用
我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曾说过：“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法律是通过“令人知事”、“规矩绳墨”的手段，来达到“兴功惧暴”、“定纷止争”的目的。“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复杂流变的社会关系亟待丰富完善的法律规则予以调整，不同社会主体的权利需要司法机关运用法律手段予以平等保护。但是，受立法难以避免的模糊性、滞后性等因素的制约，司法裁判经常会遇到法律依据不完备、不明确等问题，这给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带来了困难。改进转型时期的社会治理，人民法院就必须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通过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法律拟制、法律推理等法律技术的运用，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妥善解决进入司法渠道的社会矛盾纠纷，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立法的完善。”在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严惩犯罪行为，调控社会经济秩序，规制公权力，弘扬传统美德，通过这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对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起到社会规制的作用，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等，为社会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四）要进一步加大司法建议工作力度。
司法建议制度是司法机关对在司法活动中发现的、不属于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向有关机关或单位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它是中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是人民法院主动参加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实践证明，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司法建议工作，不仅有利于有关单位和部门及时有效地堵塞工作中的漏洞，弥补工作过失，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预防和减少各种违法犯罪及各种纠纷的发生；而且有利于引导单位和个人更好地知法、懂法、守法，在客观上起到法制宣传的作用，真正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有为才有位”，法院只有真正重视这项工作，才能有效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积极促进社会各方遵守宪法和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盗窃装配过程中物品案件如何计算盗窃数额的电话答复
1992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闽法研字（1991）第134号《关于盗窃装配过程中物品案件如何计算盗窃数额的请示》收悉。
经研究，我们认为，计算被盗的装配过程中产品零部件的价值，凡市场有该零部件零售价的，应按作案当时当地国营商店零售价格计算；零售价不明的，应请当地物价部门核定，或者请主管部门估价。

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盗窃装配过程中物品案件如何计算盗窃数额问题的请示 闽法研字〔1991〕第13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法院在审理盗窃案件中，遇到了被告人盗窃正在装配过程中的物品的情况。对这种行为定盗窃，审判实践中没有异议。但对如何计算盗窃数额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厦门市黄文彬、蔡宏斌盗窃申诉一案。1988年3月中旬，原审被告人黄文彬在驾驶厦门工程机械厂汽车运载装载机轮胎到厦门市看守所过程中与在看守所服刑的蔡宏斌（在看守所被安排装配轮胎）结识。厦门万胜贸易有限公司需要轮胎锁圈，该公司副经理吴××托黄文彬帮助解决。黄就向蔡提出索讨装载机轮胎锁圈。之后，二人相互勾结，于1988年3至4月中旬，先后4次盗走看守所为厦门工程机械结构厂装配的40只图号404505轮胎锁圈和2只图号404502Ｃ—503Ｃ内轮缘，藏匿于厦门市万胜贸易有限公司经营部仓库。在此期间，黄文彬先后3次共给蔡宏斌人民币400多元及进口健牌、国产鼓浪屿牌香烟各一条。案发后，公安机关已将赃物全部追回发还失主。对该案定盗窃罪没有异议，但对如何计算被盗窃物的价格，进而认定其盗窃数额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厦门工程机械厂的成本价即轮胎锁圈每只价格65．87元，内轮缘每只75元，来认定盗窃数额共计2784．8元。其理由是：黄、蔡二人盗窃的轮胎锁圈及内轮缘，是做装载机轮胎的零部件，而且这些被盗的零部件尚在看守所装配轮胎总成的过程中，并未作为销售物品，处于不同阶段便会有不同价格。厦门工程机械厂虽曾把锁圈和内轮缘作为轮胎和零部件放在本厂经销部少量零售，自定零售价锁圈每只143元，内轮缘每只128元。但由于该锁圈和内轮缘在厦门及本省系独家经营，其“零售价”未经物价部门核准，案发后委托物价部门核价，物价部门明确表示不予核定。显然，以厂家自行随意确定的销售价（成倍超过成本价）做为该产品的市场价，进而认定盗窃数额是不合适的。厦门工程机械厂根据厂内产品的核算出具证明认为这些零部件的直接损失按成本价计算为妥。根据1984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的有关解释，计算被盗物的数额“一般应按实际被盗物市价计算”。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目前在无市场价可参考的情况下，又属于装配过程中的零部件，生产用原材料，应以企业成本价计算，以实际损失计算较适宜，也即以成本价计算盗窃数额较确切。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厦门工程机械厂在市场的销售价即锁圈每只143元，内轮缘每只128元，来认定盗窃数额共计5976元。其理由是：两高《解答》规定：计算被盗物的实际价格，应按作案时间和地点的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国营商业的零售价计算。价格不明或难于确定的，应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被盗物的实际情况估价。本案黄、蔡二人盗窃的锁圈及内轮缘虽然系在看守所装配轮胎总成的过程中，但其盗窃的物品锁圈及内轮缘具有商品流通的属性。一段时间来，厦门工程机械厂经销部也有经销锁圈及内轮缘，是以单个工业成品在进行出售的，至今也仍有销售。案发后该厂销售部出具的证明，作案时当地的零售价分别为锁圈每只143元，内轮缘每只128元。这应视为作案时的国营商业零售价，只是未经主管部门核定。所以，对于盗窃在装配过程中的零部件物品，应当按照市场上零部件的销售价格来认定，不能以生产零部件的成本价来计算，也不能以装配总成后的成品来计算。因此，原审法院以被盗窃时经销部1—6月份销售锁圈、内轮缘的平均价来认定其盗窃数额有一定道理。鉴于销售部的零售价没有经物价部门核准，而是以厂方利益自行浮动随意定价，是否合理，可以委托物价部门鉴定，或者根据锁圈、内轮缘的生产成本、税收、运输费、营业利润等综合因素，参考其经销部1—6月份市场销售价格，来认定其实际价格，而不好以厦门市仅此一家出售锁圈、内轮缘而否定其市场上实际价格，进而以其成本价来认定盗窃数额。当前，在价格开放的情况下，厦门物价部门的同志已表示厦门市物价放开后，物价部门不管这类产品的定价。说明这类产品不必经主管部门核定物价。但是，按两高《解答》，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其估价。因此，只要是该零售价合理的，应予承认，而不能以没有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核准而否定其市场价格。
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按锁圈、内轮缘的成本价来认定盗窃数额。是否妥当，请批示。
1991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