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教育部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严禁截留和挪用学校收费收入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的通知

2003年12月30日　　财综〔2003〕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局：
　　近年来，一些地方反映，基层政府或有关部门挤占、截留、平调学校学杂费等学校收费资金，用于平衡财政预算或统筹用于教育行政开支；有些学校将收费资金私设“小金库”、滥发奖金、津贴、组织公费旅游，甚至用于购买股票和开发房地产，导致学校经费运转困难，影响教育事业正常发展。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2003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59号)和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坚决纠正挤占、截留、平调、统筹、挪用学校收费资金行为，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确保学校收费资金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学校收费资金管理范围。根据《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颁发义务教育等四个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财〔1996〕101号)规定和近几年学校收费改革政策，学校收费资金管理范围为：
　　(一)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小学、初级中学(含完全中学的初中部)、初级职业中学和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杂费(含实行“一费制”学校的杂费)、借读费、住宿费收入。
　　(二)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普通高级中学，包括全日制普通高中学校、完全中学的高中部、初中学校附设的高中班，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学费、择校费、住宿费收入。
　　(三)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包括职业高中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含中等师范学校)、技工学校、普通中学附设的各种职业高中班，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培训班培训费收入。
　　(四)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短训班培训费收入。
　　(五)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函大、夜大、电大、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学校，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收取的学费、委托培养费、短训班培训费收入。
　　(六)上述各类学校在合作办学过程中，按照财政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规定取得的学费等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分成收入。
　　二、深化学校收费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学校收费资金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全额上缴同级财政专户或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将学校收费资金逐步纳入收入收缴改革范围。学校收费资金上缴财政专户或国库的具体办法，按照同级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学校收费资金上缴同级财政专户或国库后，应当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并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科学合理地核定学校预算支出，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以及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核拨学校经费；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在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的同时，要确保正常教育开支需要。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支出项目安排和使用资金，不得随意调整支出预算。
　　三、确保学校收费资金全部用于教育事业发展。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学校收费资金必须全部用于教育事业。其中：义务教育学校的杂费、借读费收入要全部用于补充学校公用经费不足，不得用于教职工工资、津贴、福利、基建等项开支；普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函大、夜大、电大、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学校的学费等收入统筹用于办学支出。各级财政部门不得将学校收费资金用于平衡财政预算，也不得以任何形式集中学校收费资金，严禁挤占、截留、平调、统筹、挪用学校收费资金。现行一些地方财政部门按比例集中学校收费资金以及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学校收费资金的做法，要立即予以纠正。
　　严禁将学校收费资金转交非财务机构管理、账外设账、私设“小金库”和公款私存，严禁用学校收费资金搞房地产开发、股票、期货交易，以及滥发奖金、实物或组织公费旅游等。学校收费资金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按国家规定立项，纳入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按计划部门确定的投资计划和工程进度分期拨付。学校收费资金用于政府采购范围的支出，要按规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办理。
　　四、加强学校收费票据管理。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学校按照国家规定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一)中央管理的各类学校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按照规定到财政部收费票据监管中心购领财政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中央管理的各类学校首次办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购领手续，须事先向财政部收费票据监管中心提出购领申请，填写“中央单位收费票据购领申请书”。同时，在办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购领申请手续时，应提交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收费的文件复印件，并出示价格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经财政部收费票据监管中心审核符合规定后，发给“中央单位收费票据购领证”，并凭证购领有关票据。中央管理的各类学校应当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登记制度，设置票据登记簿，定期向财政部收费票据监管中心提供票据购领、使用、结存等情况。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不得与其他票据互相串用，也不得转让或转借。已开具的票据存根，应当保存5年，存档备查。保存期满或其他需要销毁的票据，应当登记造册，经财政部收费票据监管中心核准后统一销毁。
　　(二)地方管理的各类学校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按规定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票据的具体购领、使用、管理和核销等办法，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规定执行。
　　五、建立健全对学校收费资金的监督检查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各类学校建立健全学校收费公示制度，健全对学校收费资金收支的监督检查制度。除要加强对各类学校收费资金的日常监督检查以外，还要按照财政部颁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年度稽查暂行办法》(财综〔2002〕38号)规定，将学校收费资金收支纳入年度稽查范围。要进一步规范学校收费行为，确保学校收费资金按照规定管理和使用，努力提高学校收费资金使用效益。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对学校收费的巡查制度，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后，要组织有关人员对学校收费执行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应当从严查处，决不姑息迁就。要建立学校收费投诉电话和举报制度，及时查处学校各种乱收费行为。
　　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健全学校收费公示制度，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前，在学校内公示本学校收费的项目和标准，自觉开展学校收费自查自纠活动，确保学校收费合法、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同时，要加强各类学校的财务审计监督工作，及时纠正各种违反教育收费政策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的行为。
　　对违反学校收费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以及截留、挤占、平调、挪用、集中学校收费资金的行为，除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国发〔1987〕58号)、财政部颁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年度稽查暂行办法》(财综〔2002〕38号)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票据管理规定》(财综字〔1998〕104号)规定进行经济处罚外，还要按照《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281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追究有关单位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本《通知》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


提单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倪学伟 陈益文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1]按运输方式的不 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可分为件杂货运输合同和租船运输合同两种。在这两种情况下，或是承运人为了自我保护，或是托运人(租船人)为了尽快结汇，都常常要由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作为货物收据和所运货物的物权凭证。由于提单上载有承运人与托运人的权利、义务条款，从而引发了提单和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问题。
在件杂货运输的情况下，由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一般都没有签订书面的海上运输合同，承托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依据就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提单，因此，提单与运输合同的关系就特别令人费解。表面上看，提单是承托双方据以确定权利义务的书面材料，似乎是运输合同。但仔细考察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时候，提单不是运输合同，而只是运输合同的一种证明文件。
订立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在这种法律行为发生之前，有可能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只存在绝对权利，相互间没有作为的义务。只有发生了合同行为这个因，才会有相对权利这个果。《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规定：“在将货物收归其照管后，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应依照托运人的请求，发给托运人提单。”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承运人有义务按托运人的请求为一定的行为——签发提单，亦即在提单签发之前，承托双方已经有了相对权利存在。由此可知，签发提单是由另外一个事实引起的。这个事实不是别的，正是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的订舱行为。订舱以前，双方互不相干，订舱以后就产生了请求权。因此，订舱行为就是合同行为，这一行为发生时，承托双方的海上运输合同就成立了。提单是以运输合同的合法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收受货物这一原因为必要前提的。
任何合同，不管如何复杂，其成立都要遵循要约和承诺这一基本程序，同时还可以根据承诺生效的时间来判断合同成立的时间。从《海牙规则》的规定来看，提单是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单方面签发的，并且签发提单的依据大副收据也是一种单方面的货物收据。从托运人将货物交付承运，承运人接管货物装船并签发大副收据，托运人再以大副收据换取提单这一过程看，并无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作出承诺的现象。相反，在订舱阶段，双方都有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发出愿意按船运公司的提单条款将货物交其承运的要约，承运人表示愿意承运，从而开始了一次海上运输。
既然提单不是海上运输合同，那么二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单据。”事实上，虽然承托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海上运输合同，但当我们在“双方的法律行为”这个意义上使用合同这个词时，就可以看到在提单签发之前，运输合同确实已经成立。这一合同的内容可能只包括提单条款，也可能还包括双方的其他约定。提单的作用是证明存在着这样一个合同，并且双方已经开始履行这个合同。当提单条款与运输合同相冲突时，应以运输合同为准，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明。
在国际航运实践中，也是把提单作为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来对待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登尼斯”案。在该案中“阿登尼斯”轮的代理对一批桔子的托运人保证：该轮在西班牙的卡塔黑纳港装上这批桔子后，将直接驶往英国伦敦并卸货。但船舶在开航后不久，船东却指示该轮先驶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然后再驶往伦敦。由于该轮绕航后抵达伦敦为时过晚，使货主失去了在市场销售的良机，蒙受了损失。此外，由于桔子推迟抵港，货主还支付了额外的进口税。货主向法院起诉后，船东以提单条款规定承运人“有使船舶直接或间接驶往目的港的自由”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本案由法官高特•达德爵士审理。他认为，提单本身并不是船东和货物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尽管它确实证明了存在这种合同。既然船东代理业已对托运人作出该轮从卡塔黑纳港直驶伦敦的承诺，船东就不能借用提单条款为绕航安特卫普辩护。船东应赔偿船舶推迟抵达伦敦而使桔子收货人所蒙受的损失。[2]
从本案可以看出，有人认为一味强调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是没有道理的。就运输合同而言，承托双方是否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远比这种意思表示是否以书面形式出现重要。因为“在最现代的各种法律体制中，很少强调表面的形式，更多地强调事情的实质”[3]
同样是海上运输合同的租船合同有两种形式，即定期租船合同和航次租船合同。前者是指船舶所有人在一定期限内租出船舶进行运输的合同，后者是指船舶所有人或者“二船东”就一个或数个航次出租或转租船舶进行运输的合同。
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租船人从船舶所有人或“二船东”处租来船舶，是为了运输自己的货物，这时出租人与租船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的关系。航次租船合同就是它们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双方据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租船人出于国际贸易单证买卖的需要，要求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尽管提单上也有承托双方的权利义务条款，但真正约束双方的不是提单，而是租船合同。提单既不是运输合同，也不证明运输合同，而是主要起物权凭证的作用，谁持有提单，谁就可以凭提单提货。
定期租船合同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定期租船人用租来的船舶运送自己的货物，这和航次租船合同的情况基本相同。但在很多情况下，租船人是把租来的船舶进行转租或从事件杂货物运输，自己作为承运人承运第三人即托运人的货物。据此，就有人认为，定期租船合同的法律性质是船舶租赁合同，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才是运输合同。我们主张，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固然是运输合同，但这并不能成为定期租船合同不是运输合同的理由。相反，尽管定期租船人处于承运人的位置上，但海上企业的主体仍然是船舶所有人，它必须自己选任并监督船长和船员，支付工资和船舶费用。定期租船人只是行使因使用船舶而必须的指挥权，并承担使用船舶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因此，“定期租船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包租船舶的一部或全部，只不过是运输契约的一种形态。”[4]比较而言，我们把定期租船合同称为主运输合同，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建立在主运输合同基础上，其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能大于主运输合同的规定，因此我们称之为再运输合同。如果定期租船人将船舶转租，通常是采取航次租船的形式转租，则定期租船人处于“二船东”的地位，转租合同就是海上运输合同，托运人(第三人)要求承运人(定期租船人)签发的提单，主要是一种物权凭证。如果定期租船人将船舶用于件杂货运输，则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无论哪种情况，由于船舶所有人和第三人没有法律关系，提单不直接和主运输合同发生联系。
在件杂货运输和租船运输中，当提单被托运人或租船人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后，提单与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问题，《海牙规则》第3条第4款规定：“这种提单应作为承运人依照第3款第(1)、(2)、(3)项所载内容收到该提单中所载货物的初步证据。” 《维斯比规则》第1条第1款在《海牙规则》第3条第4款后面增加了“但是，当该提单已被转与诚实行事的第三方时，使不能接受与此相反的证据。”在《汉堡规则》中，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承认承运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由提单确定，“提单的转让应该被作为发货人向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转让了运输合同来对待。”[5]也就是说，提单在承运人与善意的第三人之间起着运输合同的作用。
综上所述，合同，首先表现为一种法律行为，只有当法律规定这种法律行为为要式时，才以书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海上运输合同并不是要式合同。因此，海上运输合同的成立以订舱为特征，在件杂货运输的情况下，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如果租船人用租来的船舶运输自己的货物，则提单主要是一种物权凭证，当提单由托运人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后，提单在承运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起着运输合同的作用。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1条。
[2]张梅生、丁健中编著：《国际海商与海事案例》第13、l4页，航海杂志社1989年版。
[3]（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第27页，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日）产田修三著《海商法》，转引自西南政法学院海商法参考资料之三《海商法.海运营运业务》第39页。
[5]（英）Roberot P.Grime：《简明海商法》英文版第101页，Sweet of Maxwell Iod.1980。


本文首次发表于《政法论丛》1997年第3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